关于[刘渊汉政权的出现：北疆民族认同“中国”的开始（下）]的字幕: 段落(1):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刘渊汉政权（的出现），北疆民族认同“中国”的开始。刘元海、刘聪父子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政权并灭亡西晋，还与其个人修为 段落(2):以及实施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和前代帝王一样，刘元海为显示自己非同一般人物也杜撰了一个出生时期的异象，史书记载：“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 段落(3):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 段落(4):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段落(5):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但是刘元海得到匈奴部众及汉族儒士的拥戴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一异象，更多的则是因为刘元海、刘聪父子超常的个人素质有关。刘元海文武兼备 段落(6):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为任子时即得到了元帝的赏识，司马炎废魏立晋后，又将其比作西汉时期降于西汉的名臣匈奴人金日磾，但太原王浑则认为刘元海的文武才干 段落(7):要过于金日磾。刘元海任职北部都尉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这些记载也印证了浑的看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段落(8):刘元海成为了防范的对象，朝廷每欲委其重任都会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如秦、凉发生动乱，上党李熹建议委任刘元海为将军，率匈奴五部进剿， 段落(9):但遭到了孔恂的反对，他认为：“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担心刘元海利用匈奴的势力称霸一方。和他的父亲一样， 段落(10):刘聪也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不仅受到地方官员的重用，而且也受到了匈奴五部的拥戴，史书记载“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新兴太守郭熙辟为主簿， 段落(11):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也正是刘元海父子具有超常的个人素质，所以以刘宣为首的匈奴上层贵族将“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了刘元海父子身上，而刘元海父子 段落(12):依靠匈奴五部的支持不仅建立了汉政权，而且实现了灭亡西晋、称霸北部地区的愿望。汉政权虽然是在匈奴五部基础上建立的，但由于胡汉杂居，汉政权构成实际上是以匈奴人为主， 段落(13):汉、羯、氐等其他民族为辅的胡汉联合政权。在历史上，匈奴汗国曾经辖有北部争夺的游牧民族，诸如乌桓、鲜卑、西域诸国等，也辖有不少的汉人，但这些汉人是匈奴在寇扰边郡的时候掳掠而来， 段落(14):匈奴汗国并没有占据大片汉地，因而不存在一个管理的问题。汉政权尽管是在匈奴五部基础上形成的，但此时的匈奴已经迁入汉地，不仅与汉人杂居，而且随着汉政权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辖境内的汉人聚居区也越来越多， 段落(15):因而对汉人及其他民族的管理问题是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关于汉政权如何构筑自己的管理体制，从史书的记载看，基本上是采用的西汉的官制，最高统治者称为皇帝，下设丞相，后改为相国、 段落(16):太师、太辅、太保、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太尉、御史大夫、州牧、郡守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汉政权是采取的是“胡汉分治”的两套体制。根据《晋书·地理上》的记载： “永兴元年， 段落(17):刘元海僭号于平阳，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镇平阳，幽州刺史镇离石。及刘聪攻陷洛阳，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 段落(18):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又置殷、卫、东、梁、西河阳、北兖五州，以怀安新附。”由此可知，汉政权采取的是两套不同的管理方式，即以左右司隶、内史等以及州刺史管理汉人， 段落(19):以单于左右辅主管六夷，所谓六夷，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乌丸。根据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符合汉政权构成的实际，也有助于弥合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便于巩固统治。 段落(20):对胡汉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是北疆民族的一次创新性尝试，这种尝试是刘元海父子深受汉文化影响，吸收我国传统的“因俗而治”即羁縻统治的经验而采取的符合汉政权实际的一种统治方式。尽管从史书记载看， 段落(21):汉政权的这种管理方式还很粗糙，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但这种尝试为辽王朝采取的南北面官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提供了一个经验。不过这个统治方式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地方权力过重 段落(22):和民族关系的紧张是最大的不足。作为在乱世中出现的政权，汉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有着颇具特点的管理体制，但它的军事集团的色彩也很明显。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较松，另一方面，地方也往往拥有军队， 段落(23):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胡汉分治人为地扩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激化了民族矛盾。刘曜在318年即位为皇帝之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强制徙民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统治的政策，结果导致了 段落(24):境内众多民族的反抗，史书记载“氐羌叛者十余万落”大兴三年，公元的320年，长水校尉尹车联合巴人反，刘曜杀尹车等50余人，结果引起关中巴氐更大规模的反抗，史书记载： 段落(25):“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各民族的反抗极大地动摇了汉政权的基础，咸和三年，公元328年，汉终于被石勒灭亡。 段落(26):汉政权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尽管自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元海称汉王，一直到咸和三年，328年，刘曜被石勒所杀，汉政权仅仅存在了二十余年，但它的影响我认为是深远。 段落(27):首先是汉政权的建立开创了秦汉以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参与“华夏正统”争夺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我国北部地区陷入了各种政权分立的时期，既有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冉闵建立的冉魏、 段落(28):李暠建立的西凉、冯跋建立的北燕等政权，也有氐族李雄建立的成汉、苻坚建立的前秦、吕光建立的后凉，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鲜卑人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慕容垂建立的后燕、 段落(29):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慕容德建立的南燕，羌族姚苌建立的后秦，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等，由众多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的政权。 段落(30):这些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是自秦汉以来各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些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表现。如前所述，匈奴的内徙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但实际上不仅仅限于匈奴， 段落(31):乌桓、鲜卑、羯、氐、羌等族也先后不断向内迁徙，《晋书·江统传》记载，江统曾经建议将“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段落(32):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着阴平、武都之地”以及内徙之匈奴、高句丽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段落(33):恵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这一记载即是对这种民族杂居状况的反映。多民族的杂居，一方面决定了上述这些由边疆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多是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另一方面也促成了 段落(34):这些边疆民族的汉化。其次是，汉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传统夷夏观形成了冲击，促进了传统治边思想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观中，夷狄一直是被看成是落后的， 段落(35):是汉族王朝统治的对象，但汉政权的建立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如果说刘元海自称“汉王”时追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并祭祀汉高祖等历代皇帝，有些遮遮掩掩，显得并不理直气壮， 段落(36):那么到了前秦苻生、苻坚时，他们不仅径自称“朕”，视自己为“华夏正统”，更视统一中国为己任。苻生曾经说：“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已经俨然是 段落(37):“受命于天”的“天子”了。苻坚在大臣建议其防范鲜卑时曾经说：“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 段落(38):不仅自诩自己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各族的拥戴，而且认为出于华夏的东晋也应该是“宾服”于他的，他曾经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 段落(39):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和刘元海相比，苻坚对“华夏正统”的冲击则更为直接和露骨。可惜的是， 段落(40):虽然刘元海、苻生、苻坚等皆以“华夏正统”自居，并谋求统一中国，但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为其后的边疆民族进一步争夺“华夏正统”打下了基础，其后建立的北魏鲜卑人 段落(41):终于实现了对中国北部的统一。鲜卑人对“华夏正统”地位的挑战是赤裸裸的，没有一丝的遮掩。在鲜卑政权统治者拓跋珪将国号由代改为魏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内容：“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 段落(42):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 段落(43):在诏书中出现的“朕”、“未定九州”、“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扫平中土”等等，已经明确地向世人表明了拓跋珪给自己的定位，也即他是“天子”，而且是以“华夏正统”的身份出现的， 段落(44):并将统一中国作为最终的目的。拓跋珪的这一表态，一方面表明鲜卑人已经全盘继承了中原传统天下观和民族观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鲜卑人争夺“华夏正统”的公开宣言。在鲜卑政权由代改称魏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历史进入了十六国争霸的阶段， 段落(45):这也是鲜卑人走上争夺“华夏正统”道路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拓跋焘即位，号世祖太武皇帝，先败柔然，再败大夏，东并北燕，西灭北凉、西凉，完成了对我国北方的统一。 段落(46):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北魏开始兴兵南下进攻南宋，虽然没有实现灭亡南宋的目的，但却将疆域扩大到了淮河以北地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一个政权是否成为“华夏正统” 段落(47):并不是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以及自己认为是就是的，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得到中原汉族的承认才行，这也成为了北魏全面推行中原传统制度、进一步接受汉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喜的是， 段落(48):经过孝文帝时期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施，北魏“华夏正统”地位得到了承认，主要的标志就是北魏成为了第一个被纳入到中国“正统”王朝序列中的由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专门记载北魏王朝历史的《魏书》被纳入到了正史（统）序列当中， 段落(49):即是表现之一。面对边疆民族政权对“华夏正统”的冲击，汉族士大夫的抵触情绪最初是十分强烈的，江统的《徙戎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晋书·江统传》记载：江统之所以撰写《徙戎论》，是因为当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 段落(50):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江统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主张，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满足于边疆民族对包括“华夏正统”在内的中原传统礼仪制度的破坏，并没有考虑到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和西北地区的 段落(51):众多民族已经迁居到中原地区的现实，自然这一主张也是难以实现的。不过这一认识却真实地反映了汉族对边疆民族政权争夺“华夏正统”的态度。不过，进入到南北朝时期以后，我们在史书当中却看到了不少汉族士大夫赞美北魏的记载。 段落(52):中大通元年，529年，南梁重臣陈庆之出使北魏，“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段落(53):这一事例说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南朝统治者对北魏政权的态度也是在发生着改变。实际上不仅如此，不但有大量的汉族士大夫主动地投入了北魏的怀抱，而且就是南朝也不断地有大臣出降北魏，北魏甚至专门在洛阳设置了金陵馆和归正里 段落(54):来安置这些南朝人士。这些事例无疑表明北魏的“华夏正统”地位已经开始得到汉族的承认。就这样，在边疆民族政权对“华夏正统”的不断冲击下，尽管无论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还是以边疆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依然以“夷狄”来称呼其他民族，但传统的民族观 段落(55):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中边疆民族政权不仅可以继承“华夏正统”，而且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汉族士人的承认是最主要的表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边疆民族积极认同“中国”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加快的反映，同时也表明 段落(56):边疆民族的这种认同得到了汉族士人的积极回应，民族之间，尤其是进入中原地区的边疆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逐渐地消失，并进而对隋唐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构成了重要影响。《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 段落(57):“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唐太宗的这一治边思想就是直接接受了前秦苻坚的影响。 段落(58):最后是促成了各民族的融合，自汉政权开始的“十六国”时期，我国北部地区的民族矛盾是尖锐的，但这种矛盾，这种民族间的对立是在民族特征趋于消失的情况下发生的，此与“华夏正统”受到威胁时，汉族士大夫“严华夷之辨”的观念表现强烈是同样的道理。 段落(59):与此同时，各政权为了谋求发展也采取了许多汉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重用汉族士大夫，采用中国传统的官制和礼仪制度，如刘元海利用汉族名士崔游“大定百官”，而后赵石勒 段落(60):“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其他政权情况也大体相同。二是，崇尚儒学，兴办学校，推广汉文化。上述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边疆民族，多崇尚儒学，并有很深的造诣。三是，劝课农桑， 段落(61):改变一些游牧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在上述政权中有不少是从草原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这些民族在建立政权后，多数都采取了劝课农桑的政策。这些汉化政策和措施的实施， 段落(62):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由永嘉之乱而开始出现的“十六国”时期，虽然灭亡了西晋，使中国北部陷入了政权林立、更替频繁的境地，但汉等政权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推动了中华传统 段落(63):治边思想和方式的发展，而且这也是边疆民族主动进入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开始，由此也奠定了边疆、尤其是北疆和中原地区融为一体的牢固基础。谢谢大家，我这一讲就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