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渊汉政权的出现：北疆民族认同“中国”的开始（上）]的字幕: 段落(1):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大龙。我们今天是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五，第五讲，题目是刘渊汉政权的出现：北疆民族认同“中国”的开始。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过程当中，北方草原地区 段落(2):和中原农耕地区融为一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融为一体的关键或称之为决定因素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正因为有了这种认同，北疆民族开始积极主动地加入到了中华民族形成历程中，与汉民族一起成为了 段落(3):古代中国疆域共同缔造者。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是从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开始的。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发生的“永嘉之乱”促成了汉政权的出现，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段落(4):也是对中国边疆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永嘉之乱”后，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由众多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史称“十六国”，或称之为“五胡乱华”。以往，学者们，包括一些史书的作者， 段落(5):对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多大加否定，认为他们破坏了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但是这是站在汉族的角度对这一事件做出的评价，没有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去认识边疆民族入主中原的重要意义。 段落(6):实际上，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参与“华夏正统”地位的争夺，这是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事件，由此不仅带来了中国传统治边思想、民族观念的巨大变化，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段落(7):对中国古代疆域、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北方民族和中原农耕地区融为一体进程的加快、传统民族观的变化及北魏王朝历史被纳入正史系列、盛唐文明的出现等等，这些喻示着“中国” 段落(8):已经成为多民族共同的中国，对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汉政权的刘渊,又称刘元海生于公元252年，卒于(公元)310年，是新兴匈奴人，号为匈奴冒顿单于之后。 段落(9):因西汉曾经以公主和亲冒顿，故冒姓刘氏。刘元海之父豹，林干先生认为刘元海是冒充豹的儿子，《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载：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 段落(10):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后“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咸熙中，刘元海作为任子进入洛阳， 段落(11):颇得魏元帝的赏识。司马炎废魏立晋之后，也很赏识刘元海，本欲委以重任，但朝臣孔恂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加以谏止，会其父死，刘元海继任为匈奴左部帅。太康末年， 段落(12):刘元海官至北部都尉，《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载，刘元海“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后升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 段落(13):元康末年，因部下有叛逃出塞者，刘元海被免职，当时成都王颖镇守邺城，推荐刘元海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掌握宿卫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起兵杀害 段落(14):把持朝政的贾后、张华等人，第二年正月又废晋惠帝，自立为皇帝，由此引发了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之间的长期战乱，史称“八王之乱”。 段落(15):晋朝出现的混乱局面为匈奴的复国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匈奴五部以原左贤王刘宣为首的“复国”势力，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 段落(16):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他们看中的带头人就是刘元海，认为“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此人也。” 段落(17):密谋推举刘元海为匈奴大单于，起兵“复国”。刘宣等人的计划得到了刘元海的积极响应，但刘元海此时并不在匈奴，而且其以“会葬”为借口想回到匈奴五部的要求被成都王颖拒绝了，不过刘元海让前来联络的呼延攸 段落(18):告诉刘宣一计：以增援成都王颖为名召集五部兵马，等待机会。后成都王颖遭到惠帝的讨伐，在刘元海的鼓动下，成都王颖拜刘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征调匈奴军队。 段落(19):《资治通鉴》记载：“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都于离石”，于是，刘元海完成了“复国”的准备活动。刘元海回到匈奴之后不久，成都王颖即兵败逃亡洛阳，刘宣等谏言元海： 段落(20):“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希望得以恢复呼韩邪单于时期匈奴的雄威，但此时刘元海的野心已经不是恢复匈奴汗国那么简单了，西晋王朝的内乱 段落(21):使他萌生了入主中原的想法。《资治通鉴》记载刘元海的回答是：“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刘元海的这一回答显示出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魏武帝曹操称霸中原统一中国北部地区，成为了他效仿的对象。 段落(22):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元海迁都左国城，胡、汉之人降服者日多，刘元海召集群臣，说：“昔汉有天下长久，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段落(23):于是立国号魏汉，即汉王位，接下来是“大赦，改元曰元煕。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 段落(24):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一个仿照西晋而构建的小朝廷开始初具规模。刘元海建立的汉是以汉王朝的后继者身份出现的， 段落(25):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刘元海的即位“诏书”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 段落(26):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又说：“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自社稷沦丧，宗庙之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段落(27):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刘元海称王之后的第二年，即开始为恢复汉业而努力， 段落(28):对外扩张，进据河东，攻占蒲坂、平阳，入都蒲子，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先后降之，势力不断地壮大。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十月， 段落(29):刘元海即皇帝位，改元永凤，开始将进攻的目标指向了洛阳，先后两次派遣他的儿子刘聪领军进攻，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元海死，他的儿子，子和即位，旋被刘聪所杀， 段落(30):刘聪于是成为了汉政权的皇帝。刘聪即位后，继承了他的父亲刘元海的遗志，继续用兵洛阳，以灭亡西晋、取而代之为目标。《资治通鉴》记载：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五月， 段落(31):“汉主聪使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比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六月丁酉“呼延晏克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 段落(32):帝出华林园门，欲奔长安，汉兵追执之，幽于端门……丁未，汉主聪大赦，改元嘉平，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刘聪终于完成了对西晋的毁灭性打击。 段落(33):之后遣刘曜领兵进掠长安，公元316年，刘聪再遣刘曜领兵进攻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终于在刘汉的打击下灭亡了。对于爆发于永嘉年间的匈奴人刘元海、刘聪父子灭亡西晋的事件，史书称之为“永嘉之乱”。 段落(34):作为匈奴人的刘元海、刘聪父子何以最先入主中原和西晋争夺“华夏正统”，而且由此掀起了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浪潮”，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匈奴是较早和中原汉族 段落(35):发生密切联系的边疆民族，大规模的内迁和相互间的不断融合，是匈奴人挑战“华夏正统”的基础和前提。匈奴人的南迁从西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根据《汉书·武帝本纪》的记载： 段落(36):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其下，引颜师古的注说：“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也就是说， 段落(37):属国最初用于边疆民族是指那些中原王朝为安置内迁的边疆民族而设置的行政建制——属国，其辖境内的边疆民族脱离了本民族的主体，而内迁到了中原王朝正式的行政建制区域内。这些匈奴属国从史书的记载看， 段落(38):已经不是独立的政权，尽管他们内部保留了原有的管理体制，但中央王朝也直接委派称为“属国都尉”的官员参与他们的内部管理，从而使他们成为了中原王朝政治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东汉时期以后， 段落(39):匈奴的大规模迁徙更是有增无减，尤其是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之后，按照《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记载：“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戍。 段落(40):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段落(41):东汉后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鲜卑占据了大漠南北地区，内迁的匈奴由此走上了和汉族不断杂居、融合的历程。建安十一年，公元的206年，曹操以梁习为并州刺史，史书记载： 段落(42):“时荒乱之余，胡、狄雄张，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各为寇害。习到官，诱喻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 段落(43):豪右已尽，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令诸将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段落(44):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所谓“同于编户”不仅仅表现在曹魏政权对匈奴的管理方面，在其他许多方面匈奴也和汉族在日益接近，比如在生产方式上， 段落(45):匈奴人开始弃牧从农，在文化方面则学习汉文化。前面我们说刘元海师从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儿子刘聪， 段落(46):史书记载“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由此记载来看他的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段落(47):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虽然给匈奴“复国”提供了大好的时机，而以刘宣为首的匈奴上层也心存“复国”的梦想，但汉匈之间杂居状况的加剧，以及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已经被鲜卑占据，这些无疑使匈奴的“复国”变得无望了。 段落(48):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加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刘元海萌生了争夺“华夏正统”的想法，建立汉，并自立为皇帝就是表现之一。匈奴人很早就有冲击“华夏正统”地位的愿望，时间是在两汉之际。 段落(49):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更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4年的冬天，更始皇帝代莽而立，试图和匈奴恢复西汉以来的臣属关系，“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 段落(50):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王侯以下印绶，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 段落(51):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吾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牚距，单于终持此言。” 段落(52):应该说，匈奴单于舆对汉王朝和匈奴关系发生转变原因的认识是符合史实的。汉王朝在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多次大规模征讨并没有实现臣服匈奴的目的，匈奴称臣于汉的直接原因是匈奴的内乱。汉宣帝时期， 段落(53):匈奴内部对单于位的争夺持续不断，一度形成了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而呼韩邪单于在权力之争中处于劣势，不得已谋求汉王朝的支持，双方于是在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建立起“藩臣”关系。匈奴单于舆此时提出 段落(54):所谓“当复尊我”，自然也是想让更始政权“称臣”于匈奴，尽管由此我们还难以断定当时匈奴人已经有了统一中原的愿望，但试图否定更始帝作为“天下之主”的含义却是明确在其中的。匈奴单于舆的做法 段落(55):自然是受到了汉朝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汉匈之间交流的日益密切，终于演化为刘元海对“华夏正统”地位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海对“华夏正统”地位的冲击不是以匈奴人的名义进行的， 段落(56):而是假冒汉朝继承者的身份，对此我们在刘元海自立为汉王的“诏书”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刘元海假冒汉氏后裔，并将国号称之为“汉”，是想以恢复汉氏江山为号召。刘元海之所以这么做，他的目的 段落(57):大致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刘元海如果以匈奴人的身份起兵恐怕难以得到广大汉人的认同，故在其称汉王时不仅有“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的辩解，而且以“汉氏之甥， 段落(58):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来求得更多人的承认；二是刘氏建立的汉朝统治中国四百余年，国富民强，而且和匈奴存在着和亲关系，以“汉氏之甥”的身份出现可以得到更多人，尤其是汉人的响应。 段落(59):刘元海、刘聪父子之所以能够灭亡西晋，上述这些做法应该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西晋“八王之乱”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一方面消耗了西晋的实力，另一方面也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才是刘元海、刘聪父子能够建立汉政权 段落(60):并灭亡西晋的重要原因。我们稍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