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关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的字幕: 段落(1):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的李大龙，今天是我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第四讲。题目是“有关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藩属体制是学术界近年来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段落(2):学者们多是针对清代的藩属体制进行探讨，关注点或者是在中朝、中越关系，或者是在清代的藩部等方面，或是在册封朝贡等礼仪制度方面。而对藩属体制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与羁縻统治和册封朝贡体制的关系， 段落(3):在历代王朝统治体系中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则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对藩属体制缺乏整体性研究，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这一制度本身的全面认识，也导致了人们对一些相关问题认识的偏差。正因为如此， 段落(4):下面我试图从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实施的客观条件、藩属体系的不同形态、藩属体制与册封朝贡的关系、藩属体制的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指正。第一个问题是 段落(5):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关于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学界一般将其指向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度，但分封制度作为一种王朝统治政体似乎并不能成为藩属体制的思想来源。一方面分封制度作为一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治方式 段落(6):是一种统治制度，而非统治思想；另一方面藩属体制形成于秦汉时期，更多的是指对异族的统治，是分封制度在异族统治方面的一种变异。因此，探讨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应该从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治国理念当中去寻找。 段落(7):对藩属体制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治国理念首先是先秦至秦汉时期人们对王朝疆域的认识，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在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指导对边疆民族管理的“天下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小雅·北山》 段落(8):对先秦时期“天下观”的高度概括，不仅为以后的历朝各代所引用，而且也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这一观念有两层值得注意的涵义：一是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 段落(9):王朝的疆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有的只是和中央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的地方政权，这也是导致中国历朝各代的疆域我们难以在地图上画出一个清晰的界限的思想根源；第二是处于中国古代“天下观”核心的是王和秦汉以来出现的皇帝， 段落(10):皇帝不仅是“天下”的权力核心，也是维持“天下”秩序运转的中枢、“天下”的主宰。上述“天下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政权分立、人思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派生出了更为具体的“大一统”思想，《春秋集传详说·纲领》 段落(11):解释为：“春秋大一统之义，内京师而外诸夏，内中国而外吴楚，尊王抑霸，讨贼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乱源。”“大一统”思想随着秦汉多民族统一王朝的建立以及儒学在汉代的发展而成为秦汉王朝构筑“天下”统治秩序的重要指导思想， 段落(12):一方面皇帝的“正统”地位需要得到“四夷”的认同才能体现出天子应有的“德政”另一方面保持对边疆民族的统治也是多民族统一王朝稳定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成为一种必须，由此《汉书》卷48《贾谊传》 段落(13):里边出现了“德被蛮貊四夷”；《汉书》卷24《礼乐志》中有“四夷宾服”；《汉书》卷49《晁错传》中有“泽及四夷”；《后汉书》中也出现了“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德被四夷”等等，这些言语成为了标榜皇帝德政的重要尺度。 段落(14):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虽然是必须的，但在传统的“天下观”中，边疆民族地区却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所谓“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即是对这种观念的一个形象表述。王朝经营“四夷” 段落(15):(边疆民族地区)的目的是为了藩卫“中国”、中原地区的安全，这正是藩属体制构建的直接的思想基础。其次，促成藩属体制形成的另一个治国理念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并得到具体实施的服事制理论。 段落(16):为解决王与华夏诸侯乃至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夏、商、周三代逐步确立了以服事制为特点的统治理论和制度。夏、商、周三代统治体系的构筑，一般都认为是以“王畿”为中心而建立的“服事制”，又有“九服”、“五服”之说， 段落(17):或“九州”内外之说，不仅包括了同姓诸侯、异姓诸侯，也包括了被称之为“四夷”的边疆民族和政权。关于周朝的服事制理论，《国语·周语上》有一个详细的记载，叫：“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段落(18):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 段落(19):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 段落(20):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关于服事制理论在先秦时期是否具体实施过，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从汉朝之后的历朝各代对藩属的管理实践看， 段落(21):服事制理论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藩属被称为“宾服”，称臣纳贡和接受册封是藩属的重要标志，对藩属的反抗遵循先“责让”后武力讨伐的政策等等。这些具体的政策和管理观理念 段落(22):都是源于上述服事制理论。如在藩属关系的处理方面，所谓“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是周王朝为维持藩属体制运转而采取的政策，其中包括征伐在内的“修刑”是最后采取的政策， 段落(23):而这一观念在汉唐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西汉在处理和藩属卫氏朝鲜的关系时受到了服事制理论的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汉是完全遵照服事制理论的要求去做的。根据《汉书·朝鲜传》的记载： 段落(24):“（卫满）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这一记载说明卫氏朝鲜不遵从对藩属的一些规定， 段落(25):对此，西汉先是在元封二年，公元前的108年，汉武帝派遣涉何为使者，前往朝鲜“谯谕”其王右渠。“谯”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解释是“责让也”，即代表汉武帝谴责朝鲜招诱汉人、不朝见天子、阻挠真番和辰国等 段落(26):其他边疆民族朝见天子等行为，但使者的责让并没有取得效果，右渠“终不肯奉诏”，后又杀担任辽东东部都尉的涉何，汉武帝于是兴兵灭亡了卫氏朝鲜。唐朝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也依然遵循先“责让”后出兵的原则。对于这一点 段落(27):在唐太宗处理和高昌、吐谷浑关系方面采取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解决吐谷浑问题时，唐王朝先是遣使者“责让”，即派遣使者前往吐谷浑，谴责其寇掠鄯州的做法，并要求吐谷浑王伏允亲自入朝解释，但是伏允以有病为由不入朝，反为其子“求婚”， 段落(28):得到了唐王朝的同意，不过吐谷浑依然不能满足唐王朝“责其亲迎”的要求，所以唐王朝又派遣了使者“中郎将康处直谕以祸福”，进行劝谕，在唐王朝多次劝谕之下，吐谷浑不仅没有改善和唐王朝的关系， 段落(29):却又一次寇掠兰州、廓州，最终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了武力讨伐的政策。对高昌的讨伐也是如此，唐太宗不仅对高昌的使者详细列举了其错误的做法，而且“冀其悔过，复下诏书，示以祸福，征其入朝”，但高昌王麴文泰已经打定 段落(30):和唐王朝武力对抗的主意，他认为：“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采取武力讨伐的政策 段落(31):由此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服事制理论已经成为了汉唐王朝处理藩属关系的直接的理论依据。第三，传统的夷夏观也对藩属体制的形成构成了直接的影响。藩属体制的建立最主要的目的是处理 段落(32):中央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而边疆民族地区则是被称之为“夷狄”的众多民族的分布区域，因此体现处理民族关系指导思想的“夷夏观”也是藩属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关于先秦时期人们对民族的认识，后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总结， 段落(33):但《礼记·王制》的下述表述是最为精练、准确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 段落(34):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 段落(35):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是先秦时期人们区分和认识不同民族的经典表述，为众多研究先秦时期民族关系的学者所广泛引用。对于这一记载，以往人们给予过多关注的一般是其中的“民族歧视”的内容，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认真地分析这一表述，先秦时期的人们将“天下”的民族分为“五方之民”，直接源于人们当时对自然界“天圆地方”的认识， 段落(36):而这一区分严格意义上也不是民族的划分，而是对民族集团或不同文化区域的划分。因为它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民族的根本特点上，诸如血缘关系、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它主要的依据是居住方位的不同、衣食住行的差异、 段落(37):生产方式和语言的差别等，归根结底则是文化的差异。既然先秦时期的人们是以文化的不同作为标准来区分民族，那么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比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和容易得多，由此也派生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段落(38):其一是“严华夷之辨”，其二则是“用夏变夷”。所谓“严华夷之辨”其本意在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应该各居其地，秩序的打乱不仅会带来“天下”秩序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中国”的稳定和代表“中国”文化的“礼”的混乱。 段落(39):也就是说，“严华夷之辨”理论是反对“夷狄”进入中原地区扰乱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主张“五方之民”应该各居其地，强调的是“夷夏有别”。“夷夏有别”对中国历朝各代处理藩属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 段落(40):突出的表现就是反对直接经营边疆民族地区，即主张中央王朝对“四夷”实施“统而不治”的方法。所谓“统而不治”就是指用武力或其他方式统一“四夷”地区之后，不采取积极有效的直接管理，而是实施羁縻统治，或扶持一个政权 段落(41):以保持名义上的藩属关系。西汉王朝对匈奴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政策，西汉武帝、昭帝、宣帝三代都致力于解决匈奴问题，但在匈奴内乱、分裂之后，西汉宣帝并没有谋求对匈奴实施直接统治，而且采取了扶持呼韩邪单于 段落(42):统一匈奴的政策，这就是“统而不治”思想的表现。一直到唐代，我们依然可以见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比如贞观四年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唐太宗与大臣商讨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当时的夏州都督窦静就认为： 段落(43):“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以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縻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 段落(44):也正是在“华夷之辨”理论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在边疆地区存在着一个藩属区域，与此相适应，羁縻统治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治边政策、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这些则是历代王朝维持藩属体制运转的主要措施。 段落(45):在强调“严华夷之辨”的同时，传统的“夷夏观”也主张“用夏变夷”，“夏”、“夷”既然是以文化的不同划分的，那么自然也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化“夷”为“夏”的目的，这就是“用夏变夷”思想的基础。“用夏变夷”对藩属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世广泛引用“用夏变夷”思想 段落(46):处理藩属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处理藩属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后世直接经营藩属地区提供了理论基础。秦汉王朝将郡县管理方式推广到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汉唐两朝对更为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 段落(47):以及和亲政策、鼓励边疆民族学习中原传统的典章制度等等，这些协调中央与藩属关系的政策都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端于“用夏变夷”思想的政策的实施，藩属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不断密切，进而促成了藩属地区和内地的融为一体的进程。 段落(48):总体而言，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直接源自于先秦时期形成的“天下观”、“服事制”观念和“夷夏观”，是这些观念综合作用于边疆治理而形成了藩属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其最直接的思想基础从“藩”的本意“篱笆”上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 段落(49):即古人将“天下”视为皇帝的“家”，因而将经营边疆民族地区对于巩固王朝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安全的作用，与篱笆对于家的卫护作用相提并论，为了保卫家的安全而在家或居住区的周围设置称为藩的篱笆墙或者是其他设施，早就在新石器时期的 段落(50):半坡遗址等众多遗址当中就已经被发现了。既然“九州”、“海内”被喻为天子的“家”，那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也由之被形象地称为了藩属、藩屏等。我们稍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