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二）]的字幕: 段落(1):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古代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如何维系“大一统”体系的正常运转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大一统理论强调的是通过礼的统一、政令的统一和制度的统一来维持 段落(2):这一天下统治结构的运行，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史书当中记载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所谓“礼”是指仪礼，《礼记·曲礼上》有记载：“夫礼者， 段落(3):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即用“礼”来区分亲疏等级、规范各种行为、区分华夏和蛮夷、评判和处理各个等级之间的是非等。“礼”有众多的种类，后人对先秦时期的“礼”， 段落(4):有“五礼”、“九礼”、“六礼”等不同的说法，但具体到藩属关系则专指“宾礼”或“藩臣之礼”。一方面作为天下共主的“王”要“以宾礼亲邦国”，给接受其统治的各类诸侯，包括蛮夷的诸侯或王 段落(5):不同的权力和待遇，比如管理封域内的“土地、人民、政事”；另一方面则是也给各类诸侯，包括蛮夷的诸侯或王规定了各种义务，比如说尊王、纳质、纳贡、定期朝见等等。 段落(6):所谓“政令（的统一）”则是指来自于“王”的政策和法令，也要在王畿之外的诸侯或蛮夷地区得到执行，主要是通过册封诸侯或王来实现的。制度的统一则是指作为天下共主的“王”和诸侯 段落(7):都要各自遵守其义务和权力，所谓“制定则天下自平”即言此。先秦时期的天下观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构筑统治体系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方针，因而它不仅成为了先秦时期夷夏观形成的基础， 段落(8):同时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第三个内容是：“华夷之辨”的观念。天下观只是为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的夏商周三代提供了一个构筑和维系“天下”统治体系的原则，其中“礼”也即代表中原地区华夏族文化的价值观念、 段落(9):礼仪制度等等的确立和运行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为了确保“礼”的运行，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又派生出了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是以“内诸夏而外夷狄”为特点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二是“用夏变夷”的思想。 段落(10):所谓“华夷之辨”的观念主要是试图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将“五方之民”限定在各自生活的区域内，以保证“礼”在华夏族区域内的正常运行不会因为其他民族的内徙而遭到干扰或破坏。即如《尚书全解》卷11在解释先秦时期五服制中 段落(11):“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一句时所说：“先王之疆，理天下尤谨于华夷之辨。其所以画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极其严。王畿之外，既封建诸侯之国， 段落(12):使之小大相维，强弱相比，以为王室之辅矣。而其外之三百里则接于边陲，盖其外则要、荒之服也。故于此设为绥服，以为内外之辨。”这里所谓的“华夷之辨”实际上也就整个天下统治秩序而言的， 段落(13):其含义等同于“内外之辨”，也就是“九州内外”。其后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夷夏之防”、“五胡乱华”等观念都是由“华夏（夷）之辨”演变发展而来的，它的目的也都是希望通过区分华夏和夷狄，以及限定 段落(14):华夏族和夷狄的居住范围，从而达到维护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天下秩序。第四个是“用夏变夷”的思想。所谓“用夏变夷”是指用华夏的礼仪制度去改变夷狄。既然夷夏是以 段落(15):文化的不同而区分的，那么夷夏自然也就可以相互变化，即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化“夷”为“夏”的目的，这就是“用夏变夷”思想形成的基础。《荀子·儒效》所言：“居越而越，居楚而楚， 段落(16):居夏而夏”即是这一思想的代表。所谓居住在越地就成为越人，居住在楚地就成为楚人，居住在夏地就成为夏人，从表面上看是指居住地点的变迁，但深层次的变化则是指对不同文化的认同。 段落(17):《高氏春秋集注》卷28在解释“春郯子來朝”时说：“郯，少昊氏之后也。前世圣贤之后，所封之国，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盖用夏变夷也。 段落(18):后世子孙往往多变于夷者，反渐其习俗然也。”这是先秦时期比较典型的“用夏变夷”思想具体实施的一个例证，尽管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但却如实地反映出了“用夏变夷”的具体方法。 段落(19):先秦时期夷夏观的上述四项主要内容，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处理民族关系、构筑统治体系的指导思想，并进而对三代疆域的形成构成了重大影响，而且这些观念也为后代所广泛继承，对历朝各代经营边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段落(20):尤其是“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项内容。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自此之后，历代王朝在统治体系的构筑 段落(21):和民族关系的处理等方面也呈现出和先秦时期不同的特点，但先秦时期夷夏观在其中的指导作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内容。但由于（构成）各朝主体民族不同，所面临的边疆形势不同， 段落(22):国力的强弱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各朝的民族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受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影响程度看，尽管各王朝民族观中也具有某种相同的因素，但我们大致依然可以将各朝的民族观分为两类， 段落(23):一种是对先秦时期夷夏观的继承和发展；一种则是对先秦时期夷夏观进行批判继承的民族观。如果从构成两类不同民族观王朝的主体民族看，一般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如汉、唐、宋、明，他们的民族观基本上属于前者；以边疆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 段落(24):他们的民族观往往是属于后者。也就是说，以“夷”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其民族观和以“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具有着不同的民族观，而如前所述，“夷”、“夏”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明显不同的，这也是我认为先秦时期夷夏观 段落(25):对中国疆域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根据之一。在较大规模局部统一或全国性统一政权中，秦王朝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基础上实现较大规模统一的政权，之后的两汉、三国、两晋、 段落(26):南朝、隋、唐、两宋、明等王朝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全国性或局部统一的政权。这些王朝的民族观，基本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夷夏观。以文化的不同区分民族是这些王朝民族观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歧视 段落(27):边疆民族文化的成分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对于秦汉时期的人们以文化的不同来区分民族，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经常见到。像《汉书》卷89《循吏传·文翁》中有“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段落(28):《史记》卷100（110）《匈奴列传》中有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礼仪”；《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中有“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和，流风犹微”； 段落(29):《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有“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 等等。对于这些言论，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这些是秦汉时期人们对其他民族歧视的表现，但我认为与其说 段落(30):这些反映的是民族歧视的观念，不如说是当时的人们依据文化的不同进行民族区分的表现更恰当些，因为这些认识依然是着眼于文化的不同，和先秦时期并没有根本的差异。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由于北部边疆民族的大量内迁，尤其是一些边疆民族 段落(31):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遭到了汉族士大夫的极度痛恨，称为“五胡乱华”，由文化不同而引起的民族歧视的言论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如《资治通鉴》卷103，晋宁康元年条有一个如下记载 段落(32):“秦王坚欲以周虓为尚书郎，虓曰：‘蒙晋厚恩，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矦之贵，不以为荣，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见坚，或箕踞而坐，呼为氐贼。 段落(33):尝值元会，仪卫甚盛，坚问之曰：‘晋朝元会与此何如？’虓攘袂厉声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拟天朝！’秦人以虓不逊，屡请杀之，坚待之弥厚。”也就是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段落(34):由文化区分民族的观念开始明显地转变为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这种思想至隋唐时期也有明显的表现。尽管唐太宗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的言论，但唐朝初年也有明显歧视 段落(35):边疆民族的表现。如唐初，刘武周政权的继任者苑君璋谋求突厥的支持，其属下高满政谓君璋曰：“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即便是在唐太宗时期， 段落(36):这种思想也是存在的，如《旧唐书·窦静传》有如下记载：“及擒颉利，处其部众于河南，以为不便，上封曰：‘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 段落(37):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诚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虑。’ 段落(38):于时务在怀辑，虽未从之，太宗深嘉其志。”所谓“太宗深嘉其志”则表明尽管唐太宗有“爱之如一”的观念，但也并没有放弃对“夷狄”的轻视。两宋和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中， 段落(39):类似的思想也并没有消失，在有关宋人对契丹、女真人称呼的记载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虏主”、“北番”、“戎人”“犬戎”、“丑虏”、“小夷”“狗类”等等词语， 段落(40):一方面表明宋人的民族观中继承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沿续了魏晋以来民族歧视的因素。这种状况在经过了元代长期的统治之后的明朝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不仅在明人的众多著作中 段落(41):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以“东夷”、“西番”、“北狄”、“南蛮”为名称为边疆民族立传的例证，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豺狼”、“夷狄禽兽”等等也经常见诸于史书记载当中。 段落(42):更有甚者明太祖朱元璋还下令：“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以求恢复因元朝的统治所带来的“华风沦没，彝道倾颓” 的状况。以文化区分民族，并“贵中华，贱夷狄”，仅仅是这些 段落(43):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夷夏观形成的基础，尽管它在这些王朝经营边疆方面并没有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但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观念则不仅为这些王朝继承和发展，而且直接左右着 段落(44):这些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上述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不仅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华夏（夷）之辨”，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两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据《晋书·江统传》记载： 段落(45):江统之所以撰写《徙戎论》，是因为“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江统的《徙戎论》从内容上看，直接继承了《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论， 段落(46):开宗明义即做了如下的引述：“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 段落(47):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﨑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进而主张将迁徙到冯翊、北地、 段落(48):新平、安定界内的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着阴平、武都之地”将内徙的边疆民族迁出中原从而达到“恵此中国，以绥四方”，这自然是不现实的愿望， 段落(49):也是难以实现的。因而江统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晋王朝统治者的赞同和实施，但源出于这种观念的主张放弃或不直接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建议也直接妨碍了上述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段落(50):众所周知，西汉王朝在汉武帝的苦心经营以及昭、宣二帝的努力下，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在元帝时期这种拓展的趋势不仅消失殆尽，相反却出现了疆域萎缩的情况，尽管汉王朝国力的衰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它和元帝周围大臣的建议却有着直接的关系。 段落(51):在这些大臣中，贾捐之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据《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初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8年，珠崖郡，现在的海南岛辖众反叛，元帝“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 段落(52):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崖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贾捐之回答说：“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 段落(53):敢昧死竭卷卷。臣闻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故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间。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曁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 段落(54):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进而主张“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当时，汉王朝确实面临着一个国力衰弱的问题， 段落(55):但还不至于无力维持在珠崖郡的统治，所以贾捐之将珠崖郡非“冠带之国”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主张放弃。更重要的是汉王朝不仅由此放弃了对珠崖郡的经营，而且调整了其边疆政策，这就是《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所记载的 段落(56):“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那么自此西汉不再积极经营边疆。类似于贾捐之这种放弃或不直接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主张，对上述王朝经营北疆地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北疆问题的不断反复。 段落(57):秦王朝面对匈奴的威胁修筑了长城，作为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这是典型的消极防御的政策。两汉时期，匈奴最初是其最大的威胁，在经过汉武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之下，至甘露二年，公元前的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后， 段落(58):汉王朝也并没有谋求对匈奴的直接统治，所以东汉时期匈奴问题依然是最主要的边疆问题。在建武二十六年，公元的50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那么南匈奴成为东汉王朝进攻北匈奴的得力助手，但东汉王朝在元和八年，也就是公元85年北匈奴败亡之后， 段落(59):也并没有积极确立在草原地区构筑统治体系，而是任由自己扶持起来的鲜卑成为草原的主宰，以致鲜卑重新成为边患，并最终建立起了统一我国北部地区的北魏王朝。进入隋唐时期以后，隋唐对北疆的经营 段落(60):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根本变化，游牧民族的威胁依旧。先是突厥，后是薛延陀，又成为了隋唐两朝北疆面临的最大威胁。尽管唐王朝在解决了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一度改变了过去“不治”的方针， 段落(61):在北疆地区设置了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以及以游牧民族部落为都督府的方式对北疆实施管理，但这种统治方式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接有效的治理，而且这也是在克服了许多阻力之后实施的。 段落(62):贞观四年，640（630）年突厥汗国灭亡后，唐太宗与大臣商讨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当时夏州都督窦静就认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 段落(63):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以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縻制， 段落(64):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窦静虽然反对的是将突厥降众内徙安插，但他的观点中所表露出的依然是在“华夷之辨”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统而不治的思想。明朝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 段落(65):游牧民族――蒙古族对明朝北疆的威胁依然存在，而面对蒙古族的威胁，明王朝的北疆政策又回到了秦王朝修筑长城的起点。我们就讲到这，稍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