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一）]的字幕: 段落(1):大家好！我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大龙，我讲的题目是“先秦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这是我近些年研究中国疆域史的系列成果之一。中国疆域史是中国边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疆域的 段落(2):形成、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和规律。其中对于中国疆域形成原因的探讨，自然是中国疆域史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疆域形成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段落(3):众多有关或专门性论著的发表，即是明证。但综合分析这些论著，学者们所关注的多是系统地阐述中国疆域形成的具体过程，而很少有人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的探讨。我认为，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探讨， 段落(4):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的研究：其一，是对中国疆域形成具体过程的系统阐述；其二，是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探索它形成的原因和规律。也只有这样，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 段落(5):才是完整的。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如果以1840年前清朝的疆域作为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最终结果，以往学者们多将它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远古到秦汉；（第二阶段）三国到隋唐； 段落(6):（第三阶段）五代到元；（第四阶段）明、清。而且这种划分往往是和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混杂在一起，进行具体阐述的。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专门性著作， 段落(7):其中虽然没有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进行专门论述，但却将秦汉、唐、元、清四个王朝作为实现中国疆域统一的王朝，并以远古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到元、明清四个阶段， 段落(8):来划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显示出他对中国疆域形成过程的理解，也是四个时期的认识。翁独健先生的这种划分代表了民族史研究领域多数学者的认识。马大正等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 段落(9):演进过程》，虽然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历程的专著，但也探讨了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马先生将中国疆域的发展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从上古到清代、1840年至1949年。在对上古到清代 段落(10):中国疆域形成过程的阐述上，采取的是先秦、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五个阶段的分期法。刘宏煊先生的《中国疆域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阐述中国疆域形成历史的专著。 段落(11):他将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中国疆域的准备时期，时间是从传说中的炎帝（黄）战争到西周；第二个时期，中国疆域初步形成时期，时间是从春秋战国到东汉王朝末年；第三个时期， 段落(12):中国疆域发展时期，时间是从三国到唐朝末年；第四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疆域正式形成时期，时间是元明清大统一；第五个时期，保卫中国疆域完整统一而奋斗时期，时间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虽然是五个阶段， 段落(13):但是是针对中国疆域形成的整个历史而言的，实际上刘宏煊先生对中国古代疆域形成过程的划分也是四个阶段,只是每个阶段划分的时间不同而已。上述观点应该说代表了学界的一般看法。从中国疆域形成的历程看， 段落(14):不管是从中华民族形成还是单纯地从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角度，上述划分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也都客观、科学地反映出了中国疆域形成的阶段特点。引述上述分期的目的 段落(15):并不是想对这些观点进行评议，而是想变换一个角度，从促成中国疆域最终形成原因的角度，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规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是人们在阐述我国历史，包括疆域形成历史时经常用的一句话。 段落(16):“多民族”，在中国疆域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具体所指，今天则是指我国目前的56个民族，但在历史上人们一般将众多的民族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即夷和夏。“夏”是指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华夏族，以及后来在华夏族基础上 段落(17):形成的汉族；“夷”一般用来指称华夏族或汉族之外的其他众多的边疆民族。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很多民族，有些民族有具体的名称，比如说匈奴、突厥、吐蕃、蒙古等， 段落(18):而且也有对不同民族集团的合称，比如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西南夷等，但这些民族都被纳入到了“夷”的称呼之下。既然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民族被分为了夷和夏两大部分，而且他们又都对中国疆域的 段落(19):形成做出过重大的贡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两个民族集团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方面来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规律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如果按照“夷”和“夏”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分析、总结 段落(20):中国疆域形成的特点和规律，那么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四个阶段或五个阶段的划分，实际上仅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由远古到唐为第一个阶段；五代到清时期为第二个阶段。 段落(21):将远古到唐时期划分为第一个阶段，原因是在这一阶段中，对中国疆域形成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华夏族，或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在这一时期，尽管被称之为“夷”的不少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 段落(22):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西汉时期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先后曾经完成了对北方草原地区的统一；吐蕃在唐代实现了对现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统一；鲜卑建立的北魏曾经统一了中国的北部地区等， 段落(23):但这些民族实现的都是局部地区的统一，无法和汉族的作用相比，因为中国疆域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的统一是由华夏族来完成的，而汉唐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大统一局面的实现也是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为主体完成的，它奠定了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 段落(24):在五代到清中国疆域形成的第二个阶段，对中国疆域形成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夷”，而非“夏”。尽管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由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南宋、北宋、明等王朝，但他们所实现的仅仅是在中原地区基础上的局部统一， 段落(25):南宋和北宋甚至连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都不能说完全实现了。而被称之为“夷”的众多民族，不仅有不少民族实现了对某一地区的局部统一。诸如以契丹为主体建立的辽、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金先后实现了对中国北部辽阔地区的统一； 段落(26):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实现了对现在宁夏、甘肃以及陕西、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一等，而且由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元、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则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并促成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 段落(27):也就是说，如果以1840年前清代的疆域作为中国古代疆域自然形成的最终结果，那么这一最终结果的完成是由被称之为“夷”的边疆民族实现的，而不是被称之为“夏”的华夏族或汉族完成的，尽管后者有着比前者更为悠久的历史， 段落(28):创造了比前者更为先进和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也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并在中国历史上是主导民族。应该说，以夷、夏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来分析中国疆域的形成，其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 段落(29):华夏或汉族一般是被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来认识的，无论是众多记录我国历史的史书，还是目前的学术著作，乃至各类的教科书，都是将华夏族或汉族作为主体进行阐述的，就是一代伟人孙中山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段落(30):作为民族振兴的口号。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元、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对中国的统一，很难想象会有今天中国的疆域规模。为什么中国疆域最后的两次统一是由被认为是非主体民族的“夷”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段落(31):对这一问题的解析，我认为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从总体上看，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的因素，比如说我国疆域的范围是一个经济上可以互补的地理单元；也有经济的因素，诸如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 段落(32):使华夏族或汉族缺乏拓展领土的野心等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观念上的问题，其中诞生在华夏族中的夷夏观对历朝各代边疆统治体系的构筑和边疆经营方针的影响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段落(33):中国古代的夷夏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成为“天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夏商周三朝处理民族关系、构筑统治体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夷夏观最早是在华夏族中诞生的，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段落(34):一、 以文化和分布区域的不同来认识、区分民族的观念。先秦时期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认识，是夷夏观产生的基础。对于先秦时期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认识，《礼记·王制》有一个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记载： 段落(35):“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段落(36):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 段落(37):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里所谓“中国”是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而言的。而所谓“夷”、“戎”、“狄”、“蛮”，则是指分别居住在华夏族周围的其他民族。先秦时期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这种划分， 段落(38):尽管在夏商周三代之后存在一些明显的变化，但它却对中国古代历朝各代认识、区分周围众多的民族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史书当中频繁出现的：“四夷”、“蛮夷”、“戎狄” 段落(39):“夷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西南夷”等等名称，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具体所指，但基本上是用来指称边疆的所有民族，或某一个区域里的众多民族。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记录我国古代王朝历史的二十四史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 段落(40):司马迁的《史记》首先以“西南夷”为题为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立传，班固的《汉书》沿袭了这种做法，范晔的《后汉书》则进一步以“东夷”、“南蛮”“西南夷”分别立传等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划分对后代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段落(41):但它和我们现代用来区分民族的一些理论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差别主要表现在“五方之民”划分的依据主要是物质文化特点的不同，而不是人种或血缘方面的原因。“五方之民”的划分依据主要是分布于华夏族东、南、西、北四周的众多民族， 段落(42):在“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五个方面和华夏族，乃至他们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具体说是居住方位的不同，因而有了东、西、南、北不同的称呼；饮食习惯不同，即有“火食者”和“不火食者”之分，有“粒食者”和“不粒食者”之别； 段落(43):服饰不同，有“被发”和不“被发”之分，有“文身”和不“文身”之别；居住方式不同，有“穴居”和不“穴居”的差别等等。这些不同的特点并不是在人种或血缘上表现出来的， 段落(44):而是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因而与其说“五方之民”是对民族的区分，还不如说是对不同的区域文化的划分。正因为先秦时期的人们是以物质文化的不同来区分民族，所以在这一基础上 段落(45):形成的夷夏观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同时这种以文化、分布区域不同划分民族的方式也成为先秦时期夷夏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二点是协调民族关系的天下观。 段落(46):既然“天下”之民被分为了五大部分，那么认识、协调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了夷夏观需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些则被纳入到了天下观之中。“天”的观念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段落(47):在有上古记事的众多文献中，“天”是频繁出现的，比如说《尚书·尧典》当中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等等。“天”对于中国古人来讲并不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天似穹庐”是人们对于“天”的具体描述，在“天”覆盖之下的“地”则被描述为方形， 段落(48):所谓“天圆地方”即是。人居住于“天”、“地”之间，由此也出现了“天下”的观念，用来指称“天”所覆盖下的大地、人类社会及世间万物。最迟在商代，“天”就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主宰，被称为“天帝”， 段落(49):成为了人们占卜询问的对象。“王”则是受命于“天”对“天下”实施统治的统治者，后演变为“天子”。“王”既然被“天”赋予了管理“天下”的绝对权力，如何实施对“天下”的统治自然也就成为了古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最迟在周代， 段落(50):一套完善的理论已经形成，这就是以“王”为中心构筑的“大一统”理论体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小雅》对先秦时期天下统治秩序的最简洁的概述，不仅为以后的历朝各代所引用， 段落(51):而且也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以“王”为中心构筑的天下体系最早是在《春秋公羊传》中出现的，被称之为“大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 段落(52):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这里强调的是“王”的绝对权威和天下政令的统一，而政令统一的表现 段落(53):则是历法的统一，“朝正朔”是它的标志之一。对于《春秋公羊传》所言“大一统”，后人多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考证，比如《春秋考》卷4有如下记载：“惟公羊以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为大一统， 段落(54):略得其意而未尽，汉兴公羊学首传董仲舒为之冠，至何休遂以公即位为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 段落(55):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于是为五始之论。”所谓“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表现的即是诸侯的承袭之权掌握在“王”的手中，只有得到了“王”的册封，诸侯的承袭才会名正言顺， 段落(56):它明确地表明了双方之间的领属关系。而“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则反映着诸侯对辖境内的治理负有全责。《吕氏春秋集解》卷1则是这么记载的：“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 段落(57):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故议常经者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此道术之归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书，而变礼乐，革制度， 段落(58):则流放窜殛之刑随其后，此国政之归于一也。若乃辟私门，废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为政，谬于春秋大一统之义矣。”这里认为是“大一统”强调的不仅是“王”的绝对权威，也包括天下在 段落(59):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统一。《汉书·王纪传》言：“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也是认为“大一统”强调的是天下政令的统一。《春秋集传详说·纲领》则言：“春秋大一统之义，内京师而外诸夏， 段落(60):内中国而外吴楚，尊王抑霸，讨贼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乱源。”是从天下政区的分布格局来阐述“大一统”理论的：京师是天下的核心，居于最内层；其外为“诸夏”，即同姓诸侯国；再外则是异姓诸侯 段落(61):或被称为“蛮夷”的诸侯等等。我们就讲到这，稍微休息一下。